印象中，国人称之为“历史小说”的，莫不是将某个有凭有据的“史事”与“史人”，赋予了小说程式的“外包装”的那一路读本。以这样的套路核实，马昭先生的《世纪之门》，了无“作小说”的架势，自当划归“异类”。
不消说，文学作品的分类，在专家学者眼中，是相当有分量的理论命题；通常，这也是专家学者也才承载得起，也才越掰扯越来情绪的功课。倘若仅从读者读不读得通泰看得忘情来考辨，那么，《世纪之门》以洋洋洒洒一百二十多万字的篇幅，竟能让人既想急吼吼地一路读下去，又时不时地被触发了思绪与感遇，就该说是一部真正可以带给人偌多阅读享受之作。我甚至觉着，这一档次的“可读性”，远比“历史小说”是否作得“正宗”，更值得创作者和鉴赏者记取。更何况，《世纪之门》“撰史”与“实录”的主旨，同样相当鲜明和自觉。
对于倾重纪实或述史的创作，专家学者的定论，是创作者必须格外注重素材的筛选，以及对历史素材的所谓原汁原味的“再造之功”，正如读者也首先是在史学和史思的层面，被触动和调动。倘此说不错，那么，《世纪之门》与取材于更古旧年代的同类创作相比，仿佛甚有其“先天的优势”。不是么，如果不是有了七十年代中期“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那么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不啻一个格外推重革命且频于革命的历史时段。而作为开此“革命世纪”之先河者，《世纪之门》所展示的辛亥革命，岂不是很容易引起当代国人的闻知欲么。
话虽如此，细细想来，这所谓的优势，从另一角度看过去，又太像是一种劣势。比方说，马昭先生在《世纪之门》中着力开掘和解析的，恰恰是因了正史的太多与太久的宣喻，而著名得让人觉着再难发掘出显著新意的一桩史实和出没其间的若干历史人物。既是一项“老而又老的题材”，则“先天”二字，本无着落。
事实上，这部作品给读者创造的最强烈的观感之一，便是经由马昭先生的观照与铺展，辛亥革命本身的实态，以及它所能映衬的东西，看来远比我们已有的种种定见与定论，更其丰厚和斑驳。当这场革命，在马昭先生的这部长篇新作中，一个个时辰、一个个场景地域、一个个事件环节、一个个重要人物地这么“过”了一遭，我们唯有瞪目结舌，感慨万端。所谓“得鱼忘筌”，一时顾不上《世纪之门》的文学属性，倒也在情理之中。所以，确切地说，这无非是标明了一点，即：《世纪之门》的可读性（——莫如说“可观性”更妥），虽因“撰史”与“实录”的特质而引发，却远远不限于此。
借此，我们可以引申的第一个话题，便是旨在“纪史之实”的创作，如何在整体上，确立起足以折服读者的那样一种诚信与坚实。马昭先生是新时期以来，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相当活跃和卓有成果的作家，以《醉卧长安》、《草堂春秋》、《浪荡子》、《真男子》等旧作为例，该说他对于历史小说的既定套路，摆布得相当圆润和自如。而面对辛亥革命这样的明显地具有太过重大的历史地位和太过繁复的现实牵扯的题材，马昭先生宁肯取一种慎而又慎的态度，以举轻若重、大拙大巧的方式，谋篇布局。为此，在《世纪之门》中，他始终把牢这场革命的自然时序，甚至不惜以小时为单位，展示一个个辛亥人物在历史事件进程中的所在、所为、所言与所遇，以还原与澄清史实的方式，让辛亥人物在读者面前，自证其人与其心、其功与其过。有关马昭先生是否穷尽了史实这类问题，或许是唯有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才有能力裁断的。而《世纪之门》的结构方式和叙述方式，是否体现了“事实胜于雄辩”的神韵，是否更有利于给读者创造“若非作者已然将桩桩件件的事实尽收眼底，断断不够胆如是道来”的观感，从而大为增强作品在“纪史之实”层面的可信性与说服力，则是太容易回答的问题。毋庸赘述：纪实类创作，理当拥有这样的征服力，而无拘《世纪之门》的写法，是不是可以求企这一标地的唯一。
不言而喻，对组成辛亥革命的具体事件进程和各色人等，作史实层面的务求细密的考辨与还原，是《世纪之门》的一种写作特点，更是作者的一种表达方式。寄寓之中和潜藏其下的，则是作者对这场革命的总体性的把握与观照。这种把握与观照，无疑是作者在搜集与消化史料的过程中，逐渐成形和明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纪之门》的叙述方式与作品主旨的对应，近乎作者此次创作过程的一种“还原”或“写真”。即：从考辨局部构成，到澄清了全局和全过程，从感受具体的人和事，到感悟了那一时段的历史、社会与人生。也因此，《世纪之门》的叙事具象与审美主旨，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而不像许多作品那样，如若生硬拼凑在一起的“两层皮”。这是《世纪之门》的一大成功之处，或者说，这同样体现了马昭先生的良苦用心，那就是：但愿读者也能像他一样，在如此细密地辨识了辛亥革命的实际进程、样态之后，自会产生与之相通的观感与体验。
由此，马昭先生也便与惯见的主题先行的写作模式与居高临下的叙述姿态，划开了界线。一般说来，纪实类创作，是“以实取胜”，不可能如文学的虚构品种那样，在所谓纯艺术的层面，无拘无束地施展创作者的艺术个性。因此，创作者越是勇于把自己的心畅开来，把自己源自现实、切中现实的种种思绪与感悟摆进去，其作品也便越是富于个性色彩，也便越是能够给读者以感动，以启示。而在《世纪之门》中，这既体现于马昭先生对辛亥革命的极富个性的总体把握与观照上，也形诸笔笔落在“史”上、也笔笔切中“今”的叙述上。马昭先生锋芒毕露、痛快淋漓的“闲笔”，对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否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另当别论，至少，作为成功地打通本世纪首尾两大时段的一种叙事手段，是足资历史题材创作借鉴的。这，同样是《世纪之门》酣畅、沉郁的品貌之所由来。
